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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写什么书?" 写什么书李零目前

发帖时间:2019-09-29 06:29

写什么书  李零

目前,写什么书关于高校人事制度的改革,写什么书大家的讨论可谓热火朝天。很多技术细节我不懂,最好是由专家,特别是社会学家,还有新闻媒体,做些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,把各种意见搜集一下,各种问题分析一下。最近,我在《读网有感》(《书城》2003年7期,37-41页)一文中发表过一点感想,纯粹是从普通教员的切身感受,讲点我个人的真实想法。讲就直奔主题,抓关键的事情来谈。现在网上有很多版本,正题换了副题,不知怎么闹的,全都变成“学校不是养鸡场”。其实这只是个比喻。前两年,我写过一篇批评出版界出大书套书成风的文章,题目是“书不是白菜”,道理是说“书不是白菜,不一定要成堆论捆地卖”,和这篇小文是配套概念(《万象》第二卷:第5期〈2000年〉,151-154页)。我的灵感是来自一个美国的卡通片,叫《小鸡快跑》(Chicken Run),即2000年全球最卖座的卡通片。影片当中有个Tweed太太,其实是“贪心”(Greedy)太太,她把养鸡场弄成集中营,导致小鸡暴动,集体大逃亡。它跟美国快餐业开了个玩笑。大家都知道,现代化的养鸡场,它们很讲究饲养的科学化和成本核算,何时喂食才能提高产蛋律,鸡笼缩小到什么程度才能最大限度利用资源,所有一切都是精打细算。这种流水线生产的鸡和鸡蛋,一切都是为了效率。鸡又没有鸡权,虐待当然少不了。如停水停食剪嘴巴,都是增产措施。此片本来是个寓言式的东西,但上座率极高,一下点到了商业的穴位。它给美国快餐业招来很大麻烦,很多人都拒绝吃黑心肉鸡黑心蛋。汉堡王竟喊出“救救小鸡”的口号,麦当劳也向供应场商提出“善待”母鸡的要求。影片当然是比喻,但道理非常深刻。教育的养鸡场化,教育的麦当劳化,即把中国大学办成“世界一流大学”或“美国一流大学”的原料加工场(留学预科)、连锁分店或美国博士就业垫底的地方(像张恨水笔下的“五子登科”,让各种接收大员直接来接收中国),形成一条龙服务的恶性循环,确实是个大问题。目前,写什么书最狭义的恐怖主义,写什么书即国际主流定义的恐怖主义,它有一个特点,就是在基本特征上,反而回到了最原始的形式。巴勒斯坦人用石头打坦克,这有强烈的象征意义。考古学家说,石头是最原始的武器(老百姓没有历史)。它和列强手中日新月异的大规模杀伤武器是鲜明对照。还有,我们不要忘记,恐怖战术的出发点是不怕死(对方的说法,反而是“懦夫”)。这也非常原始。它常常让我想起中国最着名的军事家吴起。

  

目前各大学的弊政,写什么书早就是有目共睹,写什么书很多问题没暴光,但大家心里都很明白。上峰是按“成绩”发钱,这是关键所在。大家不能不靠“成绩”吃饭。比如,申报博士点,申报基地,申报项目,申报优秀博士论文,以及各种名目繁多的奖项,全都是所谓“成绩”。各个学校,所有教员,都是围着这些“成绩”团团转,整天评这评那,花样多得不得了。谁都知道这是上下欺哄,虚假成风,但谁都乐此不疲,趋之若鹜,即便有一二洁身自好者,也是想躲都躲不了。学校早就不是净土,哪有桃源可避秦。当今的风气,虚糜国帑,浪费人才,糟蹋品牌与传统,谁都不心疼。“文革”的说法是,“与其他篡党,不如我篡党”。现在的说法是,钱不能全叫王八蛋(别的同行,别的院系,别的学校)花了。中国有句老话,叫“识时务者为俊杰”,翻成今语,就是只有懂得可行性者,方为当今的杰出人物。抗战时期叫“曲线救国”,时下讲法叫“求生存”(各级领导最爱说这句话)。这和“文革”时期大家使用的逻辑简直一模一样。我听过很多人抱怨,包括某位副校长的抱怨,包括一些名气很大的学者抱怨,大家心里都清楚,就是没有胆量说。或者找点客观原因吧,是问题山积,凭个人的力量搬不动。况且,我们都深陷其中,谁也不干净,这和“文革”的困境也一样。拿破仑战争后,写什么书欧洲出现了两本战略性的兵法着作:写什么书一本是克劳塞维茨(Carl von Clausewitz)的《战争论》(Vom Kriege,有中译本,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,商务印书馆,1978年),写于1830年,印于1831年;一本是若米尼(Antoine Henri Jomini,本书译为“约米尼”)的《兵法概论》(Precis de l'art de la guerre,有中译本,刘聪、袁坚译,军事科学出版社,1994年),写于1837年,印于1840年。那军官叫韩国人拿张椅子给洪业,写什么书洪业便与军官面对面地坐下来。军官问洪业他的姓名、写什么书岁数、出生地、学历、为什么到美国读书,到过日本几次,在日本有没有朋友等等;有时拿了纸来叫洪业把人名地名写下来,这样一问一答半个钟点光景,突然间问题的性质改变了。

  

那篇文章,写什么书已成往事,写什么书但有些事值得回忆。我的文章,本来是登在《读书》1995年10期。文章长了点,因为篇幅有限,编辑把开头讲“中国式悲剧”的两段删去,完整的全文是见于我的杂文集《放虎归山》(辽宁教育出版社,1996年)。网上登录几乎都是《读书》的节略本,令人遗憾。我写文章,一向不注意形势,也不看什么人的脸子行事。知识精英在争什么,出版社和书商在炒什么,读者群和读书市场,风朝哪边刮,潮向哪边走,我从来不关心。越是凑着什么事,命题作文,我越写不出东西,即便写出,心里也很紧张。然而,凑巧的很,它的发表时间,是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前。那阵儿有一股翻案风。有人正在写汪精卫,写贝当,我听说,没看到。但我记得,好像有人在《读书》上写冯道。我的文章只是即兴之作,并非配合风潮,但读者有读者的环境,我管不了。我万万没有想到,拙文一出,便卷入这场热闹。不是我自己,而是读者。说好有一堆,有人打电话,说本年度这篇最好,好得不得了。说坏也有一堆,《解放军报》和《中流》都有人批我(别人寄我,才知道),说此人哗众取宠,极其反动。不仅如此,事情还闹到北京大学的学术委员会,有觉悟很高的学者说,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当博导?我当时的老板,中文系的系主任费振刚先生也赶紧跑来问我,大家都说,你写了篇《替汉奸翻案》,是吗?我说,没有啊,我的文章是叫《汉奸发生学》,内容是讲“时势造汉奸”,汉奸是怎么叫大家给逼出来的。为了让他体谅“予衷之不察”,我跟他解释说,原理我是讲过一点,但绝对没劝大家干什么;我的文章都是虎头蛇尾,从来没有给谁指路(不想也没有资格);谁读了我的文章,因而想当汉奸,或不想当汉奸,我都不负责;反正我自己没有想过,谓予不信,请查三代,我家是一门忠烈……那天晚上,写什么书军官来叫洪业到他房里请他吸烟喝茶,写什么书他们聊天聊到深夜,他说他的名字是黑泽,是个少尉,他问洪业对蒋介石有何感想?洪业说他不崇拜蒋介石,但得承认蒋介石是个有道德观念的人,蒋介石以前是个好烟好酒、好赌好嫖的帮派人,可是与宋美龄结婚后成了基督徒后,那些都不做了,现在日本人把他制造成英雄,因为日本人费那么大力气都抓不到他,他便成了英雄。黑泽听了也表赞同。

  

男人对女人,写什么书张嘴没好词,写什么书好词都是说给自己听。我们男人都是在这类话语中长大,麻木不仁无反省,就连女人,也鹦鹉学舌,既骂同类“淫妇骚货偷汉子”,又学男人“cào/rī他娘”不离口。

男人是比着自己的形象,写什么书照着自己的愿望来塑造女人。老农说,写什么书丑妻是宝,“老婆就是破棉袄,冷了穿来热了脱”(阮章竞《漳河水》),对第一条可以降低标准(实在想了,可以挂张画),能生养就行。第二条,除了能干人性好,别无所求,不像大户人家讲究多。第三条,和他们无关,纯属中国文人的幻想。中国文人,理想女人是妓女,不是妻妾。妓女都是从小培养,琴棋书画,多才多艺,不仅可以睡到一块儿,还能玩到一块儿。特别是名妓,诗酒唱和,传为美谈。妓女是男人驯化女人的标本,就像驯狼为狗,千奇百怪,无奇不有。明清小说好讲“奇女子”。小脚女人,武艺高强,手脚不凡如十三妹,当然都是胡编乱造,但侠骨刚肠,深明大义,力劝男人投缳赴水全名节,却真有其人(如李香君、柳如是)。中国文人想出“奇女子”,也做出了“奇女子”。这是他们的一大发明。足球胜负难以预测,写什么书原因主要在于它的预测对象是人:写什么书人的心眼太活,人与人的对抗变数太多,即使分级分组,也得靠抓阄。其实人类的社会行为多多少少与之相似。比如军事学家在这方面就比较坦率,孙子说“兵无常势,水无常形”(《孙子·势》),克劳塞维茨说“战争在人类各种活动中最近似赌博”(《战争论》)。政治家虽然脸皮比较重要,但也常常是拿赌气不服输也不认错当“坚毅性格”。况且,现代社会作为商业社会本身就有赌博性。美国人经常说,他们的经济学家是糟糕的天气预报员。同样,民主社会的选票有时也像彩票。这些都使社会科学,特别是带应用和预测性质的社会科学仍大有巫风。

写什么书最好还是让他们死了吧。而他们也就真的死了——饿死在首阳山下。最后,写什么书金鱼不再出现,千呼万唤,再也不出来。

最后,写什么书我想说的是,写什么书当今世界上的有识之士,所有有社会道德和起码良心的人,谁都承认,发展是个很大的潮流,谁都难以抗拒和躲避。但他们不会因此而同意,发展的利益可以高于一切。我们赖以生存的一切,我们的生命安全,我们的生态环境,我们的历史文化,它们没有一样是低于它的价值,没有一样是可以为之牺牲(老子讲的“天”、“地”、“人”、“道”和“自然”,哪样都比它更大)。反对战争,反对污染,抢救和保护自然历史文化遗产,保护一切被侮辱与被损害,遭受歧视和排斥的弱势群体,这是当今最大的道义所在。最后,写什么书我想找几位古人来谈心,写什么书谈谈他们的生活态度和我的感想。一位是司马迁,离我远一点,选择苟活;一位是王国维,离我近一点,选择自杀。他们俩都是我很敬佩的大学问家,但也都是时代洪流下的倒霉蛋。司马迁,上得罪领导,下得罪群众,割球骟蛋,包羞忍耻,写成他的名山之作,伟大的《史记》。王国维,不识时务,逆历史潮流而动,被政治“去势”,也给我们留下了一部《观堂集林》。读他们的书,想见其为人,我说,“避世”对学术有重要意义——读书人搞政治,一害国家,二害自己。此外,我还提到洪业先生,讲了一个他给鬼子上课的故事。读他的故事,我很感动,所以又讲给别人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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